摘要:当今社会，新媒介既是青年群体进行社会交往的参照点，又是其抒发情感、宣泄情绪、表达观点的主要工具。然而，在这种过度的新媒介沉浸中，青年群体的信仰“思域”开始出现了“风险性”问题。信仰对象“媒介化”、信仰实践“消费化”以及信仰情感“冷漠化”等“信仰风险”的主要表征形式，与国家对青年的期待构成了“意义的对裂”，不仅降低了青年群体健康成长的正能量“指数”，而且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也将产生消极作用。“信仰风险”问题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新媒介的推波助澜、西方社会思潮的浸透熏染以及社会压力的胁迫等。化解青年群体的“信仰风险”这一危机，需要开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石的理想信念教育、推进全社会的媒介素养教育等方法路径进行策略性重构，以此破解青年“信仰风险”的难题，塑造有朝气、有活力、有担当的良好青年形象。

关键词:新媒介依赖;青年;信仰风险

一、研究背景

在媒介技术频繁更迭的强力驱动下，汹涌而至的丰富信息裹挟着快速变革的传播方式正在勾勒着一个“媒介化”的社会图谱。在“媒介化”社会的阐释框架中，媒介不只是一种具有中介性意义的装置/工具/设备，“而是已经‘影响’甚至‘控制’了整个社会构型的进程”[1]。置身其中的任何个体/群体(受众)都难以走出媒介“议程设置”的范畴，并在日常生活的生动实践中与媒介发生意义的勾连。在以互联网、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时代，受众对媒介的依赖程度更为严重，尤其是青年这一特殊受众群体更是深陷新媒介的话语空间。根据CNNIC的调查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在这个庞大的数量集合中，中青年群体占据了大半壁江山，“10~39岁群体占整体网民的67.8%，手机上网人群高达98.6%”[2]。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抑或旅行，手机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成了青年身体的一种新的表达装置，与青年的身体空间进行着胶合与互嵌。“94%的青年出门不带手机感到很不习惯，73%的人通常每隔15分钟至少看一次微信、QQ等社交软件”[3]。显然，青年群体已经深深地患上了“新媒介依赖症”。

新媒介依赖是媒介依赖在移动互联时代的深化与拓展，其间的嬗变轨迹并非局限于物质的形态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审视其背后的象征意涵是如何被它们所要诠释的物质形态所形塑的。新媒介依赖“既与时俱进地得以形塑，又针对当前问题开展回应”[4]，它观照了移动互联时代受众对新媒介的“沉浸式”想象，不仅包括时间的浸润，更为重要的是涵涉了情感的投入，并在一种迅疾的变构中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青年群体思想“方域”的“信仰风险”。在新媒介依赖的表征图景中，为了博取眼球、获得关注，有些青年人不惜“大尺度”直播;“葛优躺”“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颓废到忧伤”等具有“丧文化”特质的流行语占据着青年的交往空间;“手持莲花无欲图”等云淡风轻的“佛系”状态成为部分青年的生活写照......这些打着新媒介烙印的社会现象，映射出了当代青年群体的信仰出现了严重的风险问题。

“信仰风险”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既是社会变革进程中思想领域茫然的状况表达，又是个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方向迷失，其突出特点表现为理想信念的缺失、社会行为的功利化以及行动目标的迷失等，最终则会产生普遍的社会化“焦虑”，影响青年的健康发展。“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5]。信仰问题直接关系着青年的精神面貌，关系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那么，在新媒介依赖这一现实语境下，青年群体的“信仰风险”究竟如何体现?

“信仰风险”又是缘何而成?如何有效破解与防治青年的“信仰风险”问题?本文将就此进行理性思考与学术辨析。

二、问题的表征:青年群体“信仰风险”如何呈现?

信仰作为一个来源于宗教领域的词汇，现已走出了狭隘的宗教地域，成为一个涵括与内卷着精神价值的普适性语词，它有效地凝聚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伦理观，表征着关乎内在精神的思想统筹，标示着社会实践的方位定向。可以说，信仰作为一种附着了确信、相信、肯定等意义的精神表现形式，它既是个人的精神支柱，又是群体、民族乃至国家的精神支撑，“从而能够将知、情、意组织起来”[6]，以此形塑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共同体价值。然而，当代社会的信仰并不是处于“真空地带”，也并非一种完全性的理想化形式，尤其在自然与传统即将走向终结的“风险社会”[7]，人们所秉持的信仰开始出现各种问题。正如美国批判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言:

“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8]。这种精神危机是青年群体正在面临着的“信仰风险”问题，尤其是在新媒介技术的“魅惑”下，他们过度地依赖新媒介，把大量时间投入在新媒介的使用上，其社会人格逐渐虚拟化，蚕食了业已建立的理想信念，异化了崇高信仰的表述职能。那么，青年的“信仰风险”问题究竟如何体现呢?

1.信仰对象“媒介化”

信仰作为提供人生方向、凝聚道德共识的一种价值准则，它具有强烈的向心力和黏合力，这与其明晰的“对象感”有着密切关联。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其关于信仰的培养总是与特定的对象联系起来。只有明确了信仰对象，人们才知道自己“信什么”，才能辨别和确认所信奉对象的价值。从远古的“巫术信奉”到“神话追捧”，再到“宗教崇拜”，直至政治信仰、法律信仰、道德信仰，每个阶段的信仰都有着特定的信仰对象。例如，宗教信仰是将特定的宗教作为其信仰对象，并将其作为思想的引领和行动的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9]。立足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信仰的明确对象，所以青年群体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对象，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从而更好地坚定理想信念，指导青年的社会行动。然而，在当前新媒介依赖的社会语境下，青年群体的信仰对象开始出现了一种“模糊性”，并不断走向了“媒介化”道路，即媒介逐渐成为青年的信仰对象，他们的思考与行为越来越依赖于媒介来完成，甚至把媒介视为一切社会行动的最佳参考。

无论是对大学生的互联网使用调查，还是对青年(或具体人群)的手机使用调查，都能反映出新媒介在青年群体中的重要作用，尤为突出的是新媒介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的信息传递介质，而是成了青年群体日常生活实践的“依赖剂”，既包括物质性依赖，又涉及精神性依赖。物质性依赖是青年在长时间的新媒介使用中养成的一种使用性习惯，精神性依赖更多地表现为情感的陪伴与慰藉。正是由于这样的依赖，青年内心业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开始让位于媒介内容，“购物就上淘宝”“有问题找百度”等流行语就是大多数青年人的一种写照。从理性角度来看，当问及青年的理想时，他们基本都能够说出一些映射着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的答案，但他们的实际行动却“出卖”了自己，因为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休闲娱乐，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电脑或手机，因为电脑和手机已经成为他们查找信息、交友聊天的最佳工具。一旦回归现实生活，则很容易产生社会焦虑。

正如霍恩·伊丽莎白等人所言:“当青年群体沉浸于网络媒介所建构的虚拟世界时，上网时间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则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有种恐惧心理，从而回避/逃避社会交往”[10]。长此以往，新媒介则成为他们潜意识里的道德参考与价值信条，日渐演化为其内在的精神信仰，严重背离了当代中国所赋予青年的信仰期待。也就是说，新媒介在形塑社会交往的同时，加剧了青年疏离现实社会的程度，以此满足虚幻的互动，回避真实的社会交往，导致社交焦虑的产生。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新媒介传播的内容大部分具有积极的正能量，但新媒介的工具性、碎片化以及杂乱性等特征，对于青年群体的理想培养、价值形成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尤其是其工具性意义远远大于思想性内涵，由此，青年群体绝不能把新媒介视为信仰对象，而是要及时回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轨道上来，才能更好地培育健康的青年精神。

2.信仰实践“消费化”

信仰虽然隶属于精神范畴，但它绝不是一种空洞的抽象存在，而是经由人类的社会实践不断地被建构起来。也就是说，信仰体系的建构来源于社会实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那么，作为意识的信仰最终要回归社会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既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本质出发点或现实起点，也是社会性的必然价值归宿。对于信仰而言，其来源于实践，也必然地要回归实践。由此，信仰实践是信仰体系建构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一些青年人的信仰实践日渐呈现出了“消费化”的特征。

一方面，青年投身于功利性的物质消费。消费这一概念的初始意义是与实体商品以及购买行为联系在一起，而且侧重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然而，一旦进入社会化的范畴，那么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物质消费了，而是与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了高度整合。也就是说，今天人们消费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品使用价值，而是其具有的符号象征意义。青年人在新媒介平台上选择物品的时候，更加关注其品牌、价格等因素，没有哪个人愿意购买廉价的、低端的“路边摊”，而是选择那些价格相对昂贵的“名牌”商品，由此则产生了攀比消费、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等现象。在这种消费主义的驱动下，本来就不富裕的青年人在“双十一”“双十二”等特定节日疯狂地购物，“剁手党”“下月吃土”“钱包干瘪”等反映青年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的词语开始流行起来。当消费能力超负荷时，不少青年人通过网络平台开始“网贷”，信息泄露、高额利息以及暴力催款，压得他们难以喘息。“十几万的网贷让大学生不得不退学”“无力偿还网贷的大学生去盗窃”“高利网贷重压下大学生选择跳楼”等现象屡屡发生。这些都充分证明了部分青年对消费的热衷与迷恋，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充斥其中，从而使他们忘却了信仰的终极意义，而是把消费作为生活的信条和标准，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具有功利主义的物质消费，终将被消费所奴役，沦为物质的“俘虏”。另一方面，青年沉迷于虚拟性的幻象消费。在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消费社会中，消费的物质性让位于消费的符号价值。“消费社会被看作是一种主导性的文化符号的关键，这种消费文化为传媒所造就的符号世界所操控”[11]。因为媒介源源不断地生产的影像产品建构了仿真/拟象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接近于真实，甚至比真实还真实，由此可以激发社会大众的消费欲望。从时间的沉浸度来看，青年把大量的时间都消费在了新媒介上，使用时间六七个小时的青年已经屡见不鲜，三四个小时的更是比比皆是，严重占据了青年群体的日常活动时间，从而使他们患上“依赖症”。一旦离开新媒介平台，他们的内心则会产生无端的焦虑。从社会交往来看，青年人更愿意通过新媒介进行社交，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因为这些社交行为节省了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而且也免去了因某些敏感话题而产生的尴尬。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虚拟的媒介交往备受青年人的青睐。“手机上聊得热火朝天，见面无话可聊”“微信上很亲(关系近)，见面也觉得没有什么”等社交问题已经开始显现，这样极易产生“社交恐惧症”。这些问题与媒介的仿真能力具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媒介生产的仿真世界毕竟是一种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有着本质的差别，它没有真理，也没有意义，只不过是为青年人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幻象罢了。

3.信仰情感“冷漠化”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认为，“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完全是由理念和情感组成的”[12]。理念偏向于理性的、知识的内容，而情感则具有主观性和情绪性。信仰作为人们精神的一种寄托，它在诠释与表达社会价值时，既具有理性的理念，又包含着感性的情感。在信仰的双重维度建构中，理性的价值常常被论及，但其情感的建构则容易被忽略。信仰情感是人们对特定信仰的一种情绪化表达，既可能是积极的支持，也可能是中立的默许，还可能是消极的反对。对于长期沉浸于新媒介的大多数青年来说，他们的信仰情感日益呈现出了消极的“冷漠化”特征。也就是说，青年在新媒介的普遍渗透下，其对信仰的热情逐渐消淡，并滋生出“事不关己”的冷漠。当然，青年人信仰情感的冷漠并不是他们的一种宣言，而是通过其“佛系”的心态表现出来。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中，青年是具有反叛精神的、处于边缘地位的一种亚文化群体，他们以其独有的个性形塑着自我群体的“风格”文化，比如染着红色“鸡冠头型”的朋克文化、喜好蓬松“爆炸头”的杀马特文化等等。这些“风格化”背后是青年群体“我行我素”“张扬个性”“抵抗主流”的一种表现。但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化的不断渗透，一种区别于这种鲜明的反叛精神的新的青年文化形式开始出现，即“佛系”亚文化。相比之前的亚文化形式，“佛系”亚文化表现得更加温和，其突出特征表现为不怒不争、无欲无求、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在“佛系”的观念里，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智和平静，“随缘”“无所谓”“怎么着都行”“顺其自然”“不关我事”以及“感觉身体被掏空，干什么都没劲”等表达着青年对生活以及信仰的一种态度。“佛系”作为网络热词，它的思想传播、意义传递等都是在新媒介的推进下才得以完成，并以一种“裂变式”的传播在青年群体中建构成一种新的文化奇观。由此，不少青年人不仅按照网络传播的“佛系”思想来观照现实生活，开始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致，而且还积极地参与到“佛系”青年的建构中，制作出了“都行”“可以”“没关系”等一系列的“佛系表情包”。

不可否认，主张一切随缘的“佛系心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舒缓生活压力，但其映射出的冷漠态度不容忽视。青年正处于思想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些“佛系”的态度或思想，并不是看破社会的智慧，而是用一种“冷漠化”的方式逃避现实社会，与青年理应追求积极社会理想的形象形成了极大反差。除了“佛系”思想之外，青年的信仰情感冷漠化还表现在对网络恶搞、Cosplay、网络直播等方面的高度热情。每个人的情感都有特定的限度，当他们把大量的时间投身于一些负面的网络实践时，他们对政治信仰、道德信仰的情感投入必然地减弱，从而产生冷漠的态度。又言之，虽然青年群体在自我的情感世界融注了看似能够反映其主动性的网络实践，但却忽略了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关注，不仅消解了自我主体的精神建构，而且重创了青年信仰的健康培养。

三、批判的归因:青年群体“信仰风险”缘何而成?

任何问题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根源，青年群体的“信仰风险”概莫能外。基于新媒介依赖而生成的“信仰风险”表征是多重因素合力夯筑的结果，既有新媒介的推波助澜，又有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的渗透，还有现实生活中各种压力的胁迫。

1.新媒介的推波助澜

从传统媒介时代的消极“被动者”到新媒介时代的积极“主动者”，已经成为考察受众的普遍化思考路向。作为“主动者”的受众，不仅能够对媒介文本进行意义的解读(如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而且还能进行文本或意义的再生产(如詹金斯的“文本盗猎”理论)。对于青年群体而言，他们在新媒介使用过程中也具有主动性，诸如参与互动、再生产文本等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青年受众是一种完全意义的生产建构者，因为他们的文本解读以及意义再生产仍然难以走出新媒介的主宰和操控的范围，并逐渐向其精神领域渗透。

一方面，新媒介形制的虚拟幻象为青年群体的“媒介沉浸”提供了象征性资本，并逐渐演化为青年内心的一种信仰参照。相比传统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微信等新媒介形式不仅提供了快速的、海量的讯息，更为重要的是生产了新的社交空间，由此改变了青年群体的交往模式。这也印证了美国媒介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的那句话:“一种新媒介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改变了一切”[13]。当然，新媒介之所以能够改变青年群体的社交行为，很大程度上缘于其虚拟幻象的生产建构。QQ聊天、微信视频、网络直播以及游戏互动，把青年放置于虚拟的“类像化”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与多彩，促使青年群体不断地向这个虚幻世界中投注时间、金钱和情感，并将其作为认知社会的参照体系。“长期处于媒介的虚拟化情景中，游戏和娱乐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资料，脱离社会、脱离真我、脱离现实的虚拟人格模糊了青年对历史意识、价值体系、崇高厚重的认知，从而降低了青年的责任意识、道德意识”[14]，产生信仰风险。

另一方面，新媒介的“乱象生产”扰乱了青年群体的思想认知，增强了信仰风险产生的可能。如果从媒介的物质属性来看，新媒介是中性的。然而，媒介一旦进入传播领域，其固有的中性化色彩就会被抹去，成为服务于不同利益团体的工具。正如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所言:“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15]。而新媒介由于低门槛的准入以及监管的不力，很容易成为滋生乱象的温床。直播视频的“低俗色情”、网络文章的“标题党”、公共事件的谣言传播等新媒介乱象屡见不鲜，这背后隐匿着各种社会问题，既有商业利益的驱动，又有网络用户的“成名想象”，这些会对青年群体产生强烈的思想冲击，使他们疏离社会主流的信仰价值体系，加剧信仰的异化进程。

2.西方社会思潮的隐形渗透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信息化的持续深入，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不断地涌入我国，对社会大众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对于青年群体而言，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正处于不断塑造的过程，一旦受到看似“时尚”“前卫”“流行”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则难以抵抗住其诱惑，从而在思想层面上出现认识的偏差，与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所推崇的政治、道德、社会等各类信仰背道而驰，从而产生“信仰风险”。在西方社会思潮中，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对当代青年的信仰塑造产生的消极作用尤为严重。

一方面，虚无主义消蚀了青年信仰的崇高感。虚无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种重要思潮，它反对任何价值和意义，主张“去历史化”“去中心化”“去权威性”，通过政治虚无、历史虚无、文化虚无、民族虚无以及价值虚无等形式表现出来，不仅瓦解了传统历史与现代文化的精神价值，而且把远大的社会理想置入虚无的“死海”，破坏了青年群体的信仰养成与精神培育。借助新媒介平台，渗透着虚无主义的各种乱象频繁发生，既有打着“还原历史”旗号抹黑历史人物形象的(如“洪振快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等)，又有“崇洋媚外”言论大肆传播的(如洁洁良侮辱中国人是“支那猪”的“精日”言论等)，也有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如对《黄河大合唱》等经典曲目的篡改等)......这些渗透着虚无主义的网络传播行为，缺乏历史感、缺乏使命感、缺乏崇高感，很容易让部分青年人信以为真，并按照新媒介的传播内容践行错误的价值观，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模糊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从而陷入信仰真空的危险地带。

另一方面，消费主义让青年信仰蒙上了“功利化”的阴影。消费主义作为起源于美国的一种社会思潮，它崇尚过度的物质消费、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并把这种消费当作一种流行的时尚去追逐，由此在社会上掀起崇尚“物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当然，消费主义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只局限于物质的消费，也注重符号消费，更加关注产品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效应，但依然会助长功利主义的气焰。消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越来越依靠新媒介平台。也就是说，新媒介成了消费主义传播的最佳渠道。从物质消费来看，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青年人就可以在网络上选购比实体店丰富的产品，而且会刺激购买的欲望，异化消费本应有的使用需求，产生超前消费、虚荣消费等社会心理，进而增加青年的经济负担。从符号消费来看，网络直播、游戏体验、手机自拍等一系列体验性行为，无不渗透着消费主义的痕迹，例如青年群体参与直播互动，既消费了直播这一形态的流行意义，又消费了“刷礼物”“赠物品”的互动实践，而且还消费了主播的身体符号，从而促使大多数青年沉浸于这种虚拟的消费之中，满足着内心的虚荣与功利，逐渐把消费作为一种人生信条，滋生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心理，异化了其追求远大理想的思想价值。

3.社会压力的现实胁迫

社会压力是在市场经济迅猛推进的宏阔语境下，社会影响所施加给人们的一种心理作用力，它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每个生命个体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据《第一财经》发布的《都市人压力调查报告》显示，“有30.24%的人每天能够感受到的压力就有多次;43.3%的人正在承受着难以吃消的社会压力”[16]。可见，社会压力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尤其对于青年群体而言，他们处于学习的转折、工作的起步、婚恋的开始等阶段，其面临的社会压力更为严重，从而导致理想与现实产生矛盾甚至错位，产生思想的困顿、精神的迷茫，加剧“信仰风险”的产生。当代青年的社会压力既包括具有普遍共性的经济压力，也有属于其群体独有的压力，诸如职场压力、婚姻压力等。

能够对其信仰产生消极作用的社会压力，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职场压力。职场是青年群体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最好场所，但是现实的职场却充满了坎坷，并逐渐构成一种压力。据《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数据显示，本科就业率四年连续下滑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便如此，这些数据仍然存在着被高估的可能，因为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就业率，绞尽脑汁让学生与小公司/企业签订合同，以此提升就业率，但并意味着他们真正愿意接收学校“对接”的岗位，以至于50%的大学生离校半年后仍然处于一种继续寻找工作的状态。当然，职场压力并不局限于就业难这一问题，而且还包括就业之后的不稳定性，导致青年群体跳槽现象屡屡发生。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67%的90后白领有跳槽的意愿”[17]。对于未直接就业、选择创业的青年来说，“三年内有超过半数的创业人群退出”[18]。足可见，青年人正在遭遇着来自职场的诸种压力，不仅怀疑自己的所学是否有用，而且还开始对未来充满了担忧，导致人生方向的迷失与精神思想的迷茫。二是社交压力。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流动性成为全球化时代关系建构的一种新表征。流动虽然看似加速了不同组织/主体/个体之间的关系往来，但是这种非稳定/亲近的接触反而制造了新的关系鸿沟，扩大了社会关系构建的空间距离。置身于流动性社会，青年群体似乎不再关注寻求稳定的居住与工作空间，而是处于不断地搬迁与挪移之中。亲近/熟悉的人总是在遥远的地方，而陌生人抬头可见、低头可闻。在这个“满眼皆是陌生”的世界中，焦虑、敌对与不安全感则会萦绕在青年人的心间，产生社交压力。社交压力促使青年对现实社交产生“惰性”，从而不断地在虚拟的新媒介空间中寻求心灵的慰藉与自我的满足，重构自我认知以及社会认知，乃至重塑信仰体系。三是婚恋压力。恋爱和婚姻作为人生历程中的重要色调，它丰富并滋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等传统婚恋观已经深深地嵌入到当代社会的文化实践之中。然而，传统的婚恋观正在被瓦解，“剩男剩女”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据国家民政局的数据显示，单身男女已经高达2亿人，这个庞大的数据背后折射的是大多数青年人正在经历着婚恋压力。婚恋压力的产生和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既包括高额的结婚成本，也涉及择偶的高标准，还涵盖父辈的影响，等等。青年这个阶段本身对爱情、婚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但当理想与现实不断出现反差时，其内心的价值尺度开始遭到瓦解，以至于对任何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包括对理想信念的怀疑。

四、路径选择:青年群体“信仰风险”的化解之道

信仰作为一面精神旗帜，它既是人生方向的指南针，也是前行路上的助推器。信仰一旦遭遇风险，那么“人生道路”则变为“人生歧路”，让人难以选择，迷失方向。正如戴尔·卡耐基所言:“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就如同一艘没有航标的生命之舟，他不知道自己将驶向何方”[19]。信仰迷失不仅威胁着个体的健康成长，而且对于整个民族，乃至国家的和谐发展都将产生致命的打击。在当代社会，青年群体正在遭遇的“信仰风险”危机，不仅是青年健康发展的“绊脚石”，而且还是民族和谐、国家繁荣的“拦路虎”，因此化解青年群体的“信仰风险”危机已迫在眉睫。

1.广泛开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石的理想信念教育

当代中国的信仰是具有科学主义的信仰，它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要目标，经过全国人民的社会实践而凝聚的一种精神指南。人的信仰一旦出现问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风险。针对青年群体的思想领域日渐暴露的“信仰风险”问题，要进行有效的化解与遏制。首先要从思想的源头抓起，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因为我们追随与推崇的信仰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统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0]。

马克思主义是理想信念的根本基石，所以做好理想信念的思想引导，首要的就是开展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一是通过集体学习的方式在广大青年党员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青年党员作为党组织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直接影响着整个党组织的未来发展。所以要加强青年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流于形式，让他们真正地学起来、真正地用起来，从而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武装头脑，切实坚定理想信念。二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好马克思主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媒介阵地，通过大众媒介生动、形象的传播，提高全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尤其要注重微信、微博等新媒介平台的宣传，因为新媒介已经与青年的身体结构、日常生活进行了高度的嵌入，所以做好新媒介平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就意味着俘获了众多青年的心灵世界。三是通过学校教育传播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学生是青年群体中思想最活跃的一个群体，也是最容易受到西方社会思潮影响的一个群体。由此，在大学的教学体系中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坚决杜绝“为修学分而学习”的现象，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真正融入大学生的整个培养过程，注重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才能抵御不良思潮的入侵、增强化解风险的能力，切实提高自我的精神境界。四是在社会实践中宣传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理论都是以社会实践作为基本质料，并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普遍化的抽象。理论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并最终要回到社会实践的层次去检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然如此，它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并经得起社会实践的再审视、再检验。要想让青年群体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通过生产劳动、参与公益事业等一系列社会实践来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规避了“说教式”学习方法的运用，又让青年真正融入社会实践中，远离新媒介的玩耍、远离虚拟的社交，从而增强理论学习的具体化与生动性，激发青年学习的积极性与自觉性，以此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于心，切实提升思想觉悟、坚定理想信念。

2.着力推进媒介素养教育

当代青年人对新媒介的依赖已经超越了工具性使用，逐渐发展为一种“症候”或“症状”。正是在这种依赖“症状”的触动下，青年群体把新媒介视为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参照，回避现实社会的互动，从而导致精神迷茫，致使“信仰风险”产生与蔓延。有效化解“信仰风险”这一危机，我们并不能完全地切除/割裂与新媒介的关系，因为新媒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由此如何正确、积极地使用新媒介才是破解“信仰风险”这道难题的上策，即通过媒介素养教育的提升来进行有效应对。媒介素养教育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文化学者F.R.利维斯和D.汤普森的“文化素养观”。文化素养观极力反对大众传媒的通俗与媚俗，意在通过传播精英文化来唤起社会大众抵御大众文化的能力。精英主义的媒介素养教育显然对大众媒介进行的是一种“抵抗”。随后，媒介素养教育逐渐融入了“甄别”“批判”等色彩，直到在社交媒介的席卷下，“参与”的意味得以彰显。从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来看，无论是抵抗、甄别、批判，还是参与，其意在维护受众的利益，并确保“人与媒介”的和谐共生。

提高青年受众的新媒介素养教育，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青年媒介使用的“态度”。媒介素养教育注重受众接收信息、甄别信息以及批判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背后蕴含着一种基本的态度。无论是面对传统媒介，还是面对新媒介，青年群体一定要有一种“正确态度”。这种“正确态度”的培养，依赖于教师和家长进行有效引导，在他们习惯的养成方面告诉他们如何积极地利用好媒介，不盲从那些新奇的、刺激的媒介内容。二是加强青年的媒介知识培养。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知识教育至关重要。知识不仅涉及青年媒介操作的使用层面，而且还包括青年解读信息的理解维度。所以，学校、社会机构以及家庭所进行的知识教育并非停留在使用意义的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建构青年甄别信息以及解读信息的能力体系，以此提高青年的媒介素养，规避诱发不良思想问题的现象发生。三是提升青年的信息传播能力。在新媒介时代，青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媒介使用者，而且也是媒介传播者。比如，在抖音上的视频传播、在微信朋友圈的信息分享等行为都具有信息传播的特质。为了规避青年群体思想发生动荡，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价值的传播，增强青年人的文化自信，切实提升青年群体的思想境界。

当然，如今的媒介素养教育已不再仅仅关涉受众，而且还包括信息生产者、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等。如果返回到媒介素养教育的缘起，那么大众传播媒介似乎才是“罪魁祸首”，其生产的暴力、色情等低俗、媚俗的内容才是媒介素养教育进行批判的对象。然而，媒介呈现的内容是被信息生产者(专业的组织机构或舆论领袖)建构出来的，由此，信息生产者才是媒介素养教育的直接针对者。所以，信息生产者更应该提高媒介素养，以人文主义的精神为指引，生产出能够有益于青年身心健康的信息。此外，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等都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媒介素养教育的建构中来，营造风清气正的媒介使用环境。

五、结语

青年信仰不仅仅是个体思想的引领指南，更是关乎民族繁荣与国家兴盛的重要精神象征。置身于“媒介化”社会，青年与新媒介的“耦合组接”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质交汇，而是逐渐发展为具有强烈黏性的“关系嵌合”。可以说，青年群体不仅离不开新媒介，而且愈加产生一种“依赖症”。在新媒介依赖的症候链接中，不少青年人沉迷于虚拟的媒介互动，回避现实的社会交往，并将媒介视为重要的参照，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合理建构，导致“信仰风险”的产生，不仅重创了青年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整个民族以及国家的精神文化建设。由此，如何化解与消除“信仰风险”这一危机已成了关切时代发展的重要课题。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与家庭单元等外在力量要积极发挥正确引导、积极教育、社会监管的作用，竭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使青年群体汲取“正能量”养分。与此同时，青年群体要从自身出发，强化自律意识，培育自强精神，努力摆脱对新媒介的过度依赖，以此解构表达与行动“对峙”的状况，并在远大理想的指引下投身于日常生活的生动实践，朝着践行科学信仰的目标奋进，以此塑造出有朝气、有理想、有担当的良好青年形象，为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诗篇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赵红勋: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河南大学融媒体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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