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与其承载的思想是一个有机体，因此传播学研究不能停留于思想，也需要将其思想的容器和载体视为一种媒介形态同步考察。就传播学研究的早期历史而言，已有成果在思想史和学术史层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将书籍视为媒介、聚焦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考察尚未有系统成果。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出版在20世纪诞生初期经历了明显的断层期和前后两次高峰期，因此以书籍为媒介考察这段时期的背后力量可以发现，在版权制度、市场空间、编译者等主要推动力的作用下，混合着学科发展需求、文化规则取舍以及学术话语权利等核心要素，这共同建构了译著出版与传播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在本土化研究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策略化生存的思维方式，这些发现为重新审视传播学研究早期历史提供了不同路径的参照；同时，也启示未来研究者可以将思想与书籍载体及其历史和社会语境相融合进行考察，并且反观译著作为出版物何以以此种面貌呈现，进而从书籍源头上更好地理解理论引进的背后力量；在操作层面，也需要重视译介和出版的力量，以优化学术借鉴，助力学术创新。

中国传播学史中译著出版与传播学发展关系密切。以1978年郑北渭在《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1期翻译的华伦·艾吉的《公众传播工具概论》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两篇论文为起始，传播学引进至今已有40年。但严格意义上，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公开出版以1984年新华出版社的施拉姆和波特的《传播学概论》为标志。自此，译著出版为具“舶来品”色彩的传播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与译著出版实践的蔚为壮观相比，对其研究却姗姗来迟。从已有成果的研究切入点来看，译著所承载的思想和内容等往往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然而如果没有译著或者书籍，思想就失去了重要的承载容器。因此译著层面的跨文化翻译、出版选择与取舍、阐释与传播等也同样重要。

这样的视角也受到了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媒介学思维的提示，即“媒介学的功能正是要建立技术领域和神话领域的关系，即在不断变化的东西和能够持续存在的东西之间建立联系”；媒介学的迎角要连续提出三个问题：针对谁？在什么背后？通过什么途径？整体上媒介学的主要意图是关注传递（transmission）而不是传播（communication），即一种观念和社会实践如何融合文本或技术配置形成互动、转化或者创新。陈卫星认为：“比如说‘书’是一种媒介，那么从媒介学的观点来看，就要同时包括文字、作者使用的语言、纸、编辑、印刷工艺和发行等，才能完整地呈现‘书’这种媒介。”如果以完整案例而论，美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史研究可被视为与媒介学有着不谋而合的类似见解：基于5000多封信件考查《大百科全书》的出版与传播如何与启蒙观念和运动交织和勾连。那么，译著作为“书籍”载体，不仅是思想和理论的容器，而且是一种媒介，是翻译、出版与跨文化思想传播以及本土回应之间互相混合的结果，这就在“书”的理论内容之外呈现一条新的并行力量。

从现象上而言，仅就大陆地区来说，1989年传播学译著出版数量开始不断上升，1992年之后却又陷入沉寂而近似断层，至1997年复苏，且于2000年出现第一个出版高峰。显然，如果结合传播学发展历史来看，这段历程需要重新审视。诸如哪些译著在这段历史时期诞生了？为什么是这些译著，又有何种影响？这些现象与传播学研究进程又有何种关联？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需要超越停留在内容层面的研究以及对译著出版的粗线条考察，需要关注译著本身作为书籍载体的问题。因此，本次研究尝试这样的思路：聚焦于“断层期”和“高峰期”的具体历史语境，将落脚点沉淀于一本本书籍及其出版社、编者、译者等实在因素之上，寻找背后力量和运行逻辑，并将其融于传播学学术史与学科发展史之中，探索译著出版和学术话语之间的关联，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一条不同路径的参照。

传播学译著出版的断层问题与典型特征

在早期的传播学译著出版历程中，存在明显的不连续状态以及高峰现象。要详查这段历史的原委，需要首先回到译著书目。最早基于书目统计且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黄旦、丁未，其研究涉及1984年至2002年间的54本，研究发现“1993—1996居然没有一本传播学类的译著，是一个断层期，形成两头重中间轻的局面。如果以此为界，1984—2002的19年，大致也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84—1992；1997—2002”。不过，根据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的《1983—2002年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著作、译著书目》、王怡红和胡翼青主编的文献型著作《传播学三十年·传播学主要著作目录（1983—2008）》等两个资源的记录可知，这期间并非一本没有，两者均记录了1994年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的《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此书为媒介技术研究的力作，从属于“科学与人”译丛。从其出版说明可窥视其定位：“自本世纪后半期、尤其是在本世纪末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隔膜，对科学这一决定人类命运的工具的深刻思索……”，所以其出发点侧重科学与信息技术，虽然不是“传播学或传播研究”，但是对当时媒介技术与信息热浪的冷思考颇为难得，亦有参考价值。然而整体上1993到1996年间的译著，确实罕见，也可模糊算为“断层期”。

从现象上看，1993-1996年传播学译著罕见，中国学者的专著总量却在增多。如果参照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的《中国大陆译著、专著书目》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断层期的四年间共为47本，比前期9年（1984—1992）总和多42本。影响书籍出版取向和书目数量的关键环节是出版社，因此从出版社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可知，这13年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前期所涉及的出版社分布均较为分散，分布于翻译类出版社、较早介入传播学的专业出版社（例如华夏出版社）、各地人民出版社、文艺出版社以及少量大学出版社等；但是从1991年开始大学出版社全面介入，除了前期的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后为中国传媒大学）等出版社之外，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后为北京语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杭州大学（后为浙江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大学出版社陆续加入，尤其是在译著出版的“断层期”，本土学者的著作多为大学出版社包揽。这从外部机遇看，与1992年“新闻传播学”被设置为一级学科密切相关，意味着传播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现实需求程度；同时，教材的大量涌现也意味着传播学学术史的中国语境与特征，这在下文会做进一步深入分析。

传播学译著出版“断层”前后的两次高峰

与断层期相对照的另一现象，则是“断层”前后出现两次高峰，即1989年的小高峰和2000年的新高峰。1989年的“小高峰”，即1989年译著出版的数量（7本）超越前5年的总和。这次小高峰是如何酝酿出现的？小高峰的出现首先是中国传播学学术回应实践的需求。传播学在中国大陆自1950年代萌芽，到1970年代末被正式引进，至1982年已全面兴起，由里程碑式的三个学术事件确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首次北京地区传播效果的受众调查、传播学创始人韦尔伯•施拉姆访华、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此后国内对传播学的学习和运用热情高涨，客观上形成了对译著出版的迫切需求。其次，文化语境与人文社科思想氛围是重要影响力量。其代表现象之一是，1981年商务印书馆根据单行本出版时代难见系统、难以查阅的学术出版状况，而转向出版“译丛”（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代表），此举带动了译著的系统化出版态势。邹振环对1980年代上海翻译出版界进行考察后也发现：“‘文革’后思想权威的失落造成了文化界混沌的状态，也使1980年代初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1983年几位新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生赵月瑟、王德峰等策划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计划有重点地选择20世纪内在西方各国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哲学流派”，这套丛书于1985年正式出版，统一采用黑色封面（被读者称为“黑皮书”），创下了新时期同期哲学译著最高的销售纪录，此举鼓舞译文出版社“适时推出介绍外国新观点、新思潮、新流派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并于1987年开始陆续面世，统一采用黄色封面（被读者称为“黄皮书”），首批名单中，传播学赫然在列，即祝建华等译的英国丹尼尔·麦奎尔等的《大众传播模式论》。根据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译丛编者的自白，“译丛”首批十本著作“以其眼界开阔、立足点高、选择敏锐而在众多译著中显露锋芒，引人注目……在传播学方面，有当代传播学新流派‘使用与满足’理论倡导人麦奎尔和他的助手温德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除此之外，在1989年出版的7本传播学译著中，华夏出版社占据2本，且均属于“二十世纪文库”译丛。可见，“有计划有选择地译介”、出版社的选题策划是更为直接的动力，但是作为新秀的传播学译著受益于当时中国大陆人文社科学术思潮的大氛围，才得以跻身于学术新锐之中。

2000年的新高峰可谓传播学译著出版史上的第一次真正的高峰。据笔者统计，其译著出版数量高达23本——《传播学三十年》记录均为19本，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记录比《传播学三十年》另增5本，因此共计23本。书目呈现四个基本特征：一是译丛占比高，尤以华夏出版社“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为最，占9本，与其他译丛诸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等一起约占总量的八成；二是传播学者翻译群体壮大，诸如明安香、郭镇之、胡正荣、刘利群、刘燕南以及旅日归来的张国良等，且译著与其研究方向相关联，又多从属于译丛系列；三是作者国别倾斜严重，依据作者国籍除了日本1本、加拿大和英国分别2本之外，其余均为美国，这也延续了之前译著的国别风格，此时表现更为不均衡，与此同时日后极受关注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两本书目资源均无收录，这也令人颇为存疑而费解，或可侧面证明当时的麦氏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四是译著在批判思维、研究方法等领域有所扩展，和前述教材阶段相比，深度也有所增加，例如《组织传播》《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等译著。

整体上新高峰推动了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的进展，而这次新高峰和1980年代末的小高峰相比，明显的一点是来自传播学内部的力量增加，即继1992年“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之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承认传播学具有授予博士学位的二级学科资格。学科身份和地位的合法化使得1990年代大量资源开始向传播学倾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片坦途，1990年代译著出版的跌宕起伏正是缩影。这需要探究其背后深层动因。

传播学译著出版的影响力量：版权问题、市场空间与编译取向

从上述表象看，“断层”夹在两次高峰之间，虽前后断裂，却又丝缕相连；其影响因素和运行逻辑如何？又与传播学学术话语转向有何种关联？除了前文现象描述及其相关因素分析之外，本次研究认为深层力量至少应在三个方面做进一步探讨：版权问题、市场空间和学术需求。

译著“断层”的直接原因应该与版权有关，这也是此后影响中国整个翻译出版界的基础力量之一。中国于1992年7月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同年10月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两个公约均于同年10月生效。这结束了1980年代译著出版“草长莺飞”的良莠不齐状况，进入了较为“理性而有序”地译介经典名著的阶段，这不仅是传播学，而且是所有学科翻译出版面临的共同语境，因此1992年之后译著数量整体上明显下降，而传播学本土学者著作逆势增长；直到1997年传播学学科地位再度提升，译著才开始随之明显增长。

与此同时，经济层面的改革、读者阅读消费的变迁与出版策划理念的成熟等因素构建了带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空间。首先是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奠定了译著出版的现实环境；其次读者消费的变迁影响着译著的定位；最后在出版实践中出版理念吸纳营销和策划思维而日趋成熟。以译丛出版现象为例，小高峰时期的传播学译著中2本来自“二十一文库译丛”，这实际是编委会制和出版社的合作。“编委会这一编辑出版模式类似某一合作出版社的思想智库加内容承包商，从确立选题计划、依据计划物色作者（译者）、安排组稿进度，到最后审稿与编辑加工这一系列印前过程，由编委会一手负责，而出版社的组织功能与把关角色完全处于弱化的地位……‘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的出版流程也是如此。”编委会制促进了译丛的问世，这与传统出版社的计划式选题不同，已经带有较大的营销和策划色彩。2000年新高峰中，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卷》（刘继南主编）开始表现出了更为成熟的市场思维，他们发现与1980年代的“阅读热”相比，“现在的读者已具备了相当的素质，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敏锐的判断力，对学术著作的译介和出版要求颇高……我们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与分析论证，发现了在我国的图书市场上存在着国外社会科学高校教材这样一个市场空档，而来自专家和国外著名的出版机构关于社会科学有适应各层次读者阅读的原著、教材、教辅等系列读本的信息，更坚定了我们系统引进高校教材的决心”。这套译丛编委会由科研界和高校专家组成，书单的确定综合专家意见、版权代理机构和国际图书博览会等信息，且采用国际流行的16开本，订制纸张，软精装和留白版式亦便于学生反复阅读；另外译者也主要由科研界和高校学者担任——综合来看，这个译丛契合了传播学教材传播的所有要素，在学术传播与市场空间之间找到了合理的结合点，并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若从专著类译丛及其编译说明（出版说明）角度来考量学术取向，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传播与文化译丛”、南京大学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和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传播与文化译丛”（常昌富主编）认为20世纪传播学一跃成为显学，并且“从1920年代开始以演讲和话语为主体的现代修辞学的复兴为现代传播学播下了种子，做了理论准备”；同时也面临着问题，例如传播学的发展如何与转型期的中国相适应？我们又如何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话语和传播方式？1998年译丛简介中提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编选了这套‘传播与文化译丛’。‘译丛’将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一个世纪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对当代传播学进行梳理和评价，为中国的传播学的建设做一份‘传播’工作。”根据这套译丛的内容取向，可以发现其“社科”色彩浓厚，以引入美国理论为主，其中《传播理论》《大众传播学：影响范式研究》等译著是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拓展，而《重组话语频道》《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当代话语修辞学：演讲和批评》等则是围绕话语寻找传播逻辑，《跨文化传播学》《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等则从侧面阐释和丰富了传播学内容。另外，较为特别的是，据笔者统计这个译丛的15个编委名单，中外专家约各占半数（分别为7人和8人），包括时任美国杜普大学传播系主任的Glen Sparks教授等。与其他译丛相比，这样的内容组合和编者架构颇具特色，也符合译丛致力于“学科建设”的初衷。另外一个著名译丛即“当代学术棱镜·媒介文化系列”，其整体定位既是“有选择地译介”，又试图“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因此书目大抵围绕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楬櫫域外学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作囊括其内。”（2000年译丛总序）其中，“媒介文化系列”从属于这样的基本定位，在精准品质方面表现优良，例如马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2000年1版1印；2001年即1版2印，这种情形在当时传播学译著中尚不多见。而商务印书馆“文化和传播译丛”（周宪、许钧主编），其定位和切入点即为文化，持有从符号和传播的角度理解文化价值的立场，并认为电子媒介的到来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遂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的生活……”并且电子媒介促进文化集中，又造成零散化和碎片化；生成信息垄断与符号暴力；导致市场意识与消费文化并存。于是，1999年译丛总序提到：“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文化情景，显然，我们对它知之甚少。有鉴于此，本丛书着力于译介晚近西方传播和文化领域中的代表性论著，旨在拓宽视野，深化理解，进而推进本土化的研究”。这种编辑立场着力彰显媒介文化和传播的志趣、价值批判以及启蒙情怀。整体上看，这些译丛实际上是推动译著出版两次高峰的直接动力，这与编辑者的取向密不可分。“编译”这些“中间人”成为译著出版中重要但却容易被忽略的隐性力量。

如果将视角提升，俯瞰“断层”前后的十几年，整个学术翻译出版的境况或许可作为对比。“翻译、使用和解释西学著作，成了一个彼此追赶的产业……当出版界急忙将这位‘大师’的著作翻译过来时，聪明的炒作者早已移师他向，转而吹捧别的你不知晓的人物。这样，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就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我们可以概括为，当一个人的主要著述被翻译过来之时，也是他在汉语学界‘寿终正寝’之日。”1990年代人文社科学术译著潮流更迭与快速取舍确实为当时学界一道风景，但是和王倪所描述的上述情形又有所不同，传播学界似乎是在译著出版和学术研究“相互裹挟”中前进的，例如当美国经验—功能学派译著成为主流的时候，来自加拿大的麦克卢汉相对而言并无同等影响；199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人的延伸：媒介通论》直到2000年商务印书馆重印为《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才日渐被重视，且也是经由何道宽对麦克卢汉的系列翻译以及媒介环境学的其他著作才确立了其立足之地。所以传播学译著出版成为学术话语取向的上游资源，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导向力量，但是传播学诞生和发展的特定历史语境中混合着各种复杂的影响因素，理论上而言学术出版的决定因素虽然是学术价值，但是实际过程中版权问题、市场利益与空间以及编译者的学术取向等各种力量的交织，最终影响着一本译著的诞生和诞生后的命运。

学术话语的取向与转型：策略化生存

学术话语的变迁有自己的路线，但也与译著出版等交织在一起。译著出版的“断层期”紧接着1980年代末的风波，对于接下来的1990年代，王怡红和胡翼青从学术史的角度，采用“转型”来描绘这个特殊的阶段：“在知识生态相对恶劣的年代，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就会转而回避现实政治问题。比如在1990年以后的三到五年中，对西方理论的引进也变得比以往慎重许多。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更学术化的路径来挽救传播学……另一方面，一些传播研究者通过调整与西方传播学术体系的依赖关系，或倡导生产学术应用性成果等，更加明确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学科发展理念……”这与前文所述的断层期中国学者著作增多相呼应，这个阶段学术转向虽然带有学术自觉或者本土化力量的主动选择，例如刘海龙认为传播学在中国直接干预现实的发展取向可能超出了传播学者的原始规划，这可从受众研究领域明显取证，然而从出版进程来看更多的却是断层语境的客观推动，否则就难以立体解释当时的复杂问题，例如为何断层前传播学译著引进正值上升期却戛然而止？又为何断层之后很快迎来了译著出版的新高峰？从学术发展历程来看，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走的是“民间道路”，那就需要在译著出版和现实实践层面不断汲取力量。

相吻合的是，这个时期传播学研究议题大规模转向了中国市场经济探索的现实国情，同时策略性思维也表现得极为明显。王怡红、胡翼青发现：“最为曲折隐讳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转向……从关注社会问题转向参与市场经济领域的变革，大众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然而，尚未及深入研究这些理论问题，传播研究的热点就转向了媒介经营管理或是公共关系和广告方面的实务性研究……市场经济转型与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对传播学的学术道路既可能有促进作用，也可能意味着一种消解的力量。”从译著出版的角度看，1993-1995年的“断层期”却正是中国学者著作出版上升时期，1992年还无非涉及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艺术传播等小范围，1993年便已拓展至健康传播、声像传播、公共关系传播等，当然整个断层期数量最多的依然是本土学者的传播学导论、引论、概论式著作，绵绵不绝。所以，无论从学术史的角度，还是具体到译著和专著书目，和1980年代学术研究崇拜新知与渴望启蒙的集体氛围相比，积极追随变动的现实且进行“策略化生存”是这个时期传播学界的一个典型特征。

从传播学引入早期来看，“策略性思维”是伴随传播学这个“舶来品”引入就已经出现的基调。1984年韦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学著作Men，Women，Messages and Media：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未被翻译成《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理解人类传播》，而是基于国情被创造性地翻译为 《传播学概论》，“这种‘创造性叛逆’就是传播学领域的变异”。可见，中国大陆第一本传播学译著的诞生就带着“策略性思维”的初始烙印。此后整个1990年代，转型大背景下的传播学发展混杂着各种力量，也在知识生态跌宕起伏中策略化行进。弱于西方的中国“传播学”，弱于其他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等）的传播学，构成了“双弱”的局面。在这种“弱势”局面中，策略化思维的基因就成了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现实生存，另一方面功利性取舍可能使其发育不良。长远来看，必定创新不足，或与今日李彬认为“作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传播学显然依旧是‘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既没有三十而立，也没有四十不惑，离知天命好像还遥遥无期”的现状，不无关联。所以，这个时期的学术话语转向也充满复杂性，它不仅受制于政治和社会大背景，而且是学科发展、版权制度、市场空间等混杂着文化规则与利益、学术话语与权力等各种力量的博弈，经由编译者和学者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研究反思与问题前瞻

书籍媒介作为跨文化纽带，超越了工具属性而成为结构历史的动能，抑或可谓翻译出版从工具层面进入了文化变迁层面，这是从媒介学的视角将书籍出版视为技术和文化关联地带的动力结构。仅就译著出版自身而言，译著也不是透明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旅行过程中，理论采撷或许可以但不能总是超越“沉重”的载体（书籍），抑或说支配译著诞生的力量更是与思想、理论、观点、方法等相裹挟而行进的，那么回到译著出版考查学术话语转向是将视角回溯到上游与两翼，这也正是价值所在。

但是从译著考察其与学术进程间的关联充满挑战，不仅因为出版物是一种外在呈现，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而且跨文化译介与选择更增加了复杂因素。不过也正因此，将传播理论与书籍载体相结合，会获得一些新的发现。21世纪初，有研究者探索这段历史时感叹：“接下来我们的译著又当如何？重点应置于何处？试图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和作用？……未来的时日，我们又打算以何种总体观来审视、挑选并发展我们的传播学译著？”十几年之后的今日，这样的追问或者问题的推进依然有意义，至少有助于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例如：如何从书籍跨文化落地的源头上认识并且优化出版的力量？新媒介语境下如何从选题、译介、策划、阐释等环节呈现译著流转的客观面貌与角色？策略化学术生存中又如何探索本土创新的路径、如何实现可持续成长？这也是本次研究回到断层现象再思考的初衷，是为促进从学术借鉴走向学术创造。

作者 白志如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研究员

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

单富博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传播学研究生

* 感谢南京大学胡翼青教授和台湾学者臧国仁教授在会议交流期间给予本文修改建议

课题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传播学译著出版与学术话语生产研究（1984—2018）”

2017年河南省博士后科研项目

“新媒介语境下参与式翻译出版形态研究”

载《现代出版》2020年第3期